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在人的一生中,岁月如同河流奔腾不息,而生命如舸在岁月河流中激荡,追寻着每一缕光明与希望,而一个人的青春也因追求而变得更加靓丽和精彩!
1978年的11月我拿到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然而从这一刻到1979年2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这中间的三个月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三个月。
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严格地讲,连中学都没有上过——因为那是一个曾经没有人想读书的时代,是一个曾经认为读书没有用的时代!
因此这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心中充满着好奇和期待,我在焦急中等待......
1979年2月6日,我终于迎来了我生命中的春天,懒洋洋的太阳抚摸着大地,林荫道上,法国梧桐树开始抽出条条新芽,几只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歌唱。
我走进了上海南昌路和雁荡路交汇拐角处的一栋法式大楼大门,这是前中华职业学校,大门前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老湾区教学点”
。
我三年又六个月的电视大学的生涯将在这里开始,正确地说,我人生的转折将从这里开始,包括我人生第一次的校园爱情也将从这里拉开序幕......
人生中有许多际遇,有些际遇让我们一生都难以忘记,沉淀在心里成为永久的痕迹,永不消弭!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将在北惊举行开学典礼并进行全国直播。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XZ正在筹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外,28个省级教育电视台,104个地市级教育电视台全部进行了转播。
第一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11万全科制学生和30万单科学生也全部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开学典礼。
当时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和简陋。
我所在的上海老湾区教学点就在原中华职业学校内,一共招收了三个班,大约150人左右,按招生考试的成绩分班,成绩最好的在一班,成绩最差的在三班。
一班的教室在四楼,二班的教室在三楼,三班的教室在二楼。
我被分在了一班。
我来到四楼一班的教室,发现教室的布置很特别,没有讲台,取而代之的是教室的前后各有一个高高的电视机架。
教室中50来个课桌椅被分成二半,其中30来个课桌椅面朝前面的那个电视机架,剩下的20来个课桌椅面朝后面那个电视机架。
一个叫小陈的教学点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教室前面那个电视机的天线,因为那时还没有有线电视,因此电视机画面的清晰度和天线的方向和高度有很大关系。
早到的几个同学围着小陈在看他不停地调整电视机的天线方向。
“哇,24寸!
要是家里有一台这样的电视机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就‘扎泥’了。”
一个圆脸,五短身材的男生看着电视机架中的那台24寸索尼黑白电视机惊叹道。
“扎泥”
是那个时代上海的土话,意思是“过瘾”
。
1982年,那时普通百姓家的主流电视机是12寸,家里经济条件差一点则还在看9寸,甚至还有不少家庭家里还没有看上电视机。
“电视大学就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
这时另一个下巴上满是胡渣,年龄较大的男生调侃说道。
“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但63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有幸在这里看电视!”
这时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
大家回身一看,是我们教学点的教导主任潘老师。
潘老师说得没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年招生,全国报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700万人,角逐11.5万个全科生的名额,录取比例是163。
“全国700万人报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但只录取了11万个全科生,因此你们都是幸运的!”
潘老师手里拿着一叠刚印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大纲,她一面把手中的教学大纲分发给大家,一面说道。
“哇,全是名校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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