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三章 严明律法（第1页）
，兴汉室
“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
————————【商君书·定分】
建安十六年夏。
随着漠北大都护、左将军张辽率兵入漠北，在五部校尉统领下，鲜卑顺利的被分拆各部，不仅建制上归属汉军，就连民政都被漠北长史裴潜掌握了部分，近来甚有一些鲜卑人迁入内地，效彷匈奴、羌族的汉化政策，编户齐民、改姓易俗，过一二代人后便会逐渐忘记他们的本源。
鲜卑平定后，东北的扶余等国也纷纷放弃抵抗，愿意成为汉朝的属国或是郡县，西域诸国也早在夏侯渊、游楚等人的恩威并施下毫无反叛之心，几度遣使求娶公主。
东海、下邳诸国公主宗女也纷纷远嫁番邦，成为汉文化侵入异域，朝廷势力延伸的重要一环。
放眼四海，除了东南的山越、西南的蛮族不时有叛乱以外，在所有人看来几乎算得上是天下太平，再无用武之地了。
于是顺理成章的，在这年关中丰收之后，皇帝宣布大赦天下，正式确立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宗旨，他现在打算好好养精蓄锐，就连让夏侯渊等人渗透安息、贵霜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仅仅只派遣使者进行交流，至于更遥远的大秦，自然尚且不在布武的范围。
一个月后，在老朽保守的刑部尚书郭溥致仕后，新任刑部尚书杨沛与太学明法科博士尹籍等人将编订成书的《法典》进献了上来，这部《法典》是杨沛等人耗时数年才编撰而成的巨着，它是对过去《九章律》等汉律的提炼，也是对儒法道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集大成者，结构严谨，条文紧密。
重申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减轻、删除了大量繁缛苛刻的刑罚，加大了对豪强的约束，在汉代‘律令科比’的法律体系之外，增加了‘式’，即规定审桉的公文格式与规范。
《法典》一出，参与编订的皇帝更是感慨道：“此法一出，后世千年，司法者将以此为准绳，诸君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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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典》上留下自己署名的杨沛感激的双目含泪，单就靠这一部法，他就能青史留名，影响甚至不亚于商、韩。
而这一切都是皇帝给的，皇帝重视法律条文，这才让杨沛这些法吏有了用武之地。
回想起这个《法典》在编订时，与郭溥等人就春秋决狱进行了好一番争论，好在皇帝主张罪刑法定，这才勉强压过争执。
承明殿内，司空、录尚书事赵温，司徒、录尚书事杨彪，车骑将军、录尚书事曹操，尚书令荀或集聚一堂，就连不能参与尚书事的太尉裴茂、中书令贾诩、中书监荀攸等人也出席了，之所以这样大的阵势，还是围绕着这部注定影响深远的《法典》。
对于皇帝的心思，众人都是心知肚明，所以即便皇帝说出了这样肯定的称赞，一时间也没有人接话。
半晌，曹操才开口表示支持：“法者，国之权衡也。
陛下修订九章，更立法典，以治吏民，以鉴后世，臣以为实为良法。
只是臣以为今日承明殿会议后，可付诸太学、国子监，使博士诸生议论，既得众望，便付施行也就简单了。”
杨彪接话道：“臣附议，不单是太学、国子监，更宜下九卿、诸大夫议论才是。”
“当初萧何定九章律时难道也群臣集议了？”
皇帝本能的不同意这个意见，参与的人多了，很多事情就会扯皮，局势的走向就会难以把控，所以皇帝向来只喜欢开小会定大事：“若什么都靠群臣集议，那承明殿诸公也无须议事，都交给群臣好了。”
这句负气的话一说，众人尽皆拜倒。
裴茂没有录尚书事，除了承明殿那几个以外，就数他这个太尉最贵重，于是硬着头皮说道：“商君曾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陛下也曾说，法为天下法，万民共守、万民共遵。
如今《法典》虽成，但未经施行，难知便民与否，虽杨沛等人乃法家之士，安知诸事变化？此法一旦施行，便不容有错，不然有损朝廷威严，还是谨慎再三，请众议为好。”
荀或、荀攸二人也是一样的看法。
赵温出来打圆场说：“臣记得当初议定修律时，郭溥曾与杨沛等人争议过一回，太学亦有所辩论。
如今《法典》既成，不妨将其交由太学明法科博士、诸生议论研习，一者可查漏补缺，找出不足之处，删繁就简；二者也可以让明法科提早熟悉，彼等到底精熟律法，如今《法典》一出，以前律法大多有变，若不体现精通，他日策试授官，于地方上该如何治法呢？这最后，便是此等良法利于百姓黎庶，一旦引议论，众所周知，提前预闻，施行时便会少许多阻力。”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皇帝叹了口气，见大多数人都持谨慎地态度，心里也觉得自己有些激进了，于是退了一步，看向杨沛道：“那就将其下太学明法科，命诸生议论吧，有疑难删改之处，你亲自去太学辩论解惑，理不辨不明，既然要出百代之法，也就不急于一时。”
杨沛知道很多世家大族都抵触这个《法典》，因为里面的条条框框都对豪强进行了诸多限制，但他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因为相信皇帝的决心，所以即便有所波折，他也会强项硬上。
众人都知道皇帝的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秉承着汉家霸王道杂之的制度理念，治国方法都是以此为遵循，如今更是立下法律，显然是希望后世之君与他步调一致。
其实大臣们中间支持皇帝的不少，比如曹操就主张以刑法为主，较为开明的赵温、荀或等人倒是不置可否，只是觉得以前的律法都对豪强的约束有限，现在突然更立严法，要他们全部遵守，可能会适得其反。
好在皇帝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而是循序渐进，春风化雨，他愿意花上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去打造一个完整的法律和制度留给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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