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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3页）

宜欣的离去对陆武桥精神的伤害是巨大的：“只有陆武丽深切地感觉到她大哥的心不在身上了。

她痛恨宜欣到了极点，常常暗地里诅咒她。”

正是在面对并介入处理以上种种生活问题的过程中，陆武桥这样一个精明能干，极有经营头脑，并且极富责任心的老板形象被凸现了出来。

在池莉笔下，陆武桥这种突出生存能力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环境是有内在关联的。

这一点，正如同陆武桥对宜欣所倾诉的：“今天你看见了我弟弟，他竟是这种东西；我还有贫穷的父母，还有失业的姐姐和不懂事的妹妹，还有离了婚的前妻和女儿，还有邋遢他们十几个靠我生存的农村孩子。

我哪儿也不能去，我得为他们一天天地硬着头皮干，我得处理许多恶心的龌龊的事——你懂吗？”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如陆武桥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充满烦恼矛盾甚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才造就出了如陆武桥这样的市民社会的精灵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与陆武桥的情况便差不多有点儿异曲同工了。

与陆武桥所处的生存境况相比较，来双扬的生存环境明显要艰难得多。

她十五岁丧母，十六岁自己因意外的火灾被江南开关厂开除。

而她的父亲来崇德，因为“实在不能面对来双扬、来双瑗和来双久三张要吃饭的嘴”

，便以“再婚”

的形式逃离了吉庆街。

于是，生活的重担便不可逃避地落在了来双扬身上，而来双扬也只有通过做小本生意来支撑这个没有了父母的家庭了：“来双扬是吉庆街的第一把火。

是吉庆街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第一例无证占道经营……来双扬用她的油炸臭干子养活了她和她的弟弟妹妹。

可是她的历史意义远不在此，有记载，来双扬是吉庆街乃至汉口范围的第一个个体经营者。”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虽然已经成为了吉庆街上大名鼎鼎的老板，但来双扬却对现实有着超乎于寻常的清醒认识：“来双瑗学历低，起点低，眼睛高，才气低，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哥哥是司机，姐姐卖鸭颈，弟弟吸毒，一家不顶用的普通老百姓，而且祖传的房产被久占不归还，自己又是日益增长着年龄的大龄女青年。”

面对着这样的生存现实，“来双扬不在吉庆街卖鸭颈？她去做什么？卓雄洲追求她，买了她两年的鸭颈，她不朝他微笑难道朝他吐唾沫？”

但也正是因为面对着这样的生存困境，才极大地激发出了来双扬坚韧的生存能力。

正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双扬使出浑身解数，通过说服九妹嫁给房管所张所长的“花痴”

儿子，通过自己低头重新调节了本来闹得很僵的与继母范沪芳的关系并由此使父亲将自己指定为老房继承人，通过在舞场与嫂子小金的当面较量将哥哥来双元这一强劲的房产竞争者巧妙排除，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为了吉庆街老房的合法所有者。

应该说，围绕老房的所有权展开的一系列争斗，乃是《生活秀》这部中篇情节核心之所在。

正是通过这一中心情节，小说在充分地展示来双扬这一普通小市民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境况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来双扬这一市民社会的精灵形象。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正是来双扬的精明能干，正是她对于市民生存哲学的参悟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于市民生活深入透彻的了解乃至体验，池莉还能够如此成功地还原市民生活图景，塑造市民人物形象，能够将深入骨髓的市民心理的微妙之处传达给读者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必须对池莉的小说创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肯定。

正如程光炜所指出的：“池莉是当今文坛最熟悉市民题材的作家。

但我并不看低池莉，恰恰相反，正是池莉使市民题材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变得这么重要”

。

“我之所以认为武汉是最市民化的都市，是因为‘市民化’，正是这座城市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和精神特质”

。

“在我看来，与其说大武汉的骨子里存在着生活哲学的‘直接性’、‘当下性’，不如说是池莉通过她锐利的眼睛‘发现’了它们，并把这一长期沉埋于历史之中的武汉人的现实叙事提升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学叙事。

是池莉这支极具叙事能力的笔，赋予了九十年代武汉这座中部城市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直接性’和‘当下性’，她成功地为我们‘重绘’了这个兴起于三十年代但眼下并不景气的现代都会”

。

（《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载《花城》2002年第6期）就池莉小说对武汉低层市民生态与心态的准确把捉和描绘再现来看，我们说程光炜的上述评价还是有相当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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