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坏消息是,《Y市晚报》的同学告诉我说,这个“三育”
学校是和市教委合作办学的一个机构,《Y市晚报》是市委办的报纸,因此她写的稿子被总编毙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迸Y市法院。
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对着自己念叨:“傻逼,你总得有第一次吧、”
1995年的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对于第一次尝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感到兴奋、紧张和好奇,但我想这些跃跃欲试的人里,很多都是受了《秋菊打官司》的影响(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这部1993年红遍全国的电影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在法院的大厅前台,一个胖胖的中年接待男听完我来的目的之后,直接把我轰到了门外,“去去去!你这个小同志以为法院是啥地方?!这种鸡毛蒜皮的屁事儿也来捣乱!”
我头脑一片空白,在法院门口愣了半天,然后发现法院对面全都是挂着简陋牌子的律师事务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其中一个门,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地讲解了半天,并且对我表示了鼓励和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
了不起的年轻人”
,“观念很超前啊”
,他这样说:当然我也由衷地表示,他肯这样花时间,热心无偿地帮助一个陌生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啊”
。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了法院。
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气势汹汹地要书中年接待男,“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我忘了是叫民事诉讼立案表还是什么)来!”
接待男根据这个年轻人的狰狞嘴脸,看出他已经成为一个诉讼常识方面的暴发户,下是乖乖地摸出了一份表格;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找,或者难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打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的民事立案庭(民事调解办公室?)去“试试”
,我试图再多请救两句,“你上那边问吧,”
她说,接着她又说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务员用语,“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那个民事诉讼立案庭在巾華灰头t脸的二层小楼里。
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队,听到前面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这使得我在排队过程中感到越来越没底气,除非我申述的时候他们能给我清场,不然我实在没勇气在这样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把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
坦然地说出来何况,每一个老乡说完之后,立案庭的中年¨女都
会用让人彻底绝望的口气重复同一句话,“哎呀。
问志,你这个事情很难办啊”
终干,到了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我逃离厂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厂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
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牛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
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
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人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
比如“”
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
,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
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孤朋狗友都去远近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現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
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
除了对我这个做法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也是平淡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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